本文原發于《文藝報》2020年4月20日6版
河畔書宴是太阳集团app首页2019級漢語言文學基地班二班内部的讀書會，2019年10月份由班主任唐詩人老師提議成立。讀書會成員都是“00後”大學生，旨在通過小組讨論的方式閱讀文學經典。讀書會尤其重視文學體驗，成員之間分享最真實的文學閱讀感受，同時也借助讨論更全面地理解文學作品的多義性和文學閱讀的複雜性。這一期，老師帶同學們閱讀的作品是遲子建《額爾古納河右岸》。
唐詩人：很多人一談到讀經典，就想起讀西方名著和古代經典，可是我覺得這不夠。讀當代作品，我們會感受到文學與我們自身的關系，會理解文學不僅僅是曆史知識，更是一種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時代直接相關的東西。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隻有感受到文學與自身關系的時候，才談得上感興趣和有價值。我很希望聽到大家讀這個小說時的真實感受，你們都是“00後”，你們的直觀感受或許比你們從一些書本上所看到的解讀和評價更有意思。
楊梓姗 楊
楊梓姗：小說的故事其實很簡單：90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大興安嶺的森林中，同馴鹿一起踩出一道道蜿蜒曲折的小路，在廣袤森林中留下一點點人類的煙火氣息。“我”見過太多的人，與他們同生共息最後又送走了他們。山外的世界在這不到百年的時間裡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遊牧生活也漸漸消失于現代化的滾滾轟鳴中，縱然生活早已千瘡百孔，“我”仍靜守這片山林，在亘古不變的蒼翠中坐看雲卷雲舒。
作者用細膩的筆觸描繪，着眼于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塑造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鄂溫克族人。作者并不避諱矛盾與沖突，正如月有陰晴圓缺才完整，通過這些人物和情節，我們更能看到一個完整的鄂溫克民族，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在跋中提到的鄂溫克人的直率。
有人将這本書歸納為生态文學，我認為這也是很有道理的。書中描寫的生活與自然緊密相關，族人們受惠于自然，同樣也感激它、尊重它。無論是捕到獵物後先供奉神靈，亦或是在死後選擇風葬，都表現出這一民族對自然的敬畏。我猜不到鄂溫克民族與山林河流共同生活了多少年，幾百或是上千年？然而這樣平靜的日子在百年内迅速消逝，伐木機帶走了蒼天古樹，也帶走了鄂溫克人熟悉的遊牧生活。我們所謂的“人類的進步”，在鄂溫克人眼裡是否會是“亵渎”或“叛逆”？我想作者的态度很明确，在小說的開頭，“我”已堅定地說，“如果午夜夢醒時我望見的是漆黑的屋頂，我的眼睛會瞎的”。除此之外，我想文中那神乎其神的薩滿，同樣也在警醒着我們。也許我們無法相信薩滿們真有神奇的魔力，但在疑惑中我們也不免心驚，不禁重新思考我們的所作所為，以及重審我們的地位與價值。
陳李涵
陳李涵：我讀《額爾古納河右岸》得到的最深切的思考，确實是關于人與自然間的關系。看一個過着遊獵生活的民族是如何與自然息息相關，又如何一步步遠離自然，脫離自然，就好像看一部人類如何從敬畏自然走向征服自然的史書。早期的鄂溫克族就是一個深深嵌入自然裡的民族。他們以自然而生，朝夕相伴的都是天邊的雲彩和清澈的風，馴鹿是他們最親密的摯友，連捕獲的獵物也需為他們舉行風葬。他們享受着自然的饋贈，也珍視敬重自然。
而自然贈予他們生存的同時，也讓他們生活得純粹美好。他們沒有太多關于利益的考量，需要思考的，好像隻有林間的雨和冬天的雪。但是，當現代文明的車輪滾滾而至，這個民族中的大多數人也被卷入其中。心靈為自然騰出的空間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光怪陸離帶來的浮躁和無盡煩惱。我想，初生赤子大概都有一顆向往山川湖海的心，但是鋼筋樓房往往為他們的靈氣築起一座囚籠，使人眼前隻見功名利祿，紙醉金迷。但自然不會，它隻會像畫師一樣給心靈添上色彩，稚氣未脫的孩童可以從自然的畫作裡滿足好奇，成熟穩重的人可以從畫作裡找到智慧和深刻，絕不會讓人感到迷茫和無措。
所以，《額爾古納河右岸》在探讨現代文明對自然的沖擊時，也關注一個原始民族初入城市生活無處安放的心靈。這不僅僅是一小部分遊牧、遊獵民族所面臨的難題，更是一個人類在面對工業文明時應該如何安定自己靈魂的重要問題。我想我在書中找到的答案是敬畏自然并且熱愛自然。
高緒垚
高緒壵：我與陳李涵和楊梓珊有近似的感受，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解不一樣。《額爾古納河右岸》這本小說帶給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先進的文明對落後文明的沖擊和影響。正如作者在另一篇作品《土著的落日》中所說的：“面對越來越繁華和陌生的世界，曾是這片土地主人的他們，成了現代世界的‘邊緣人’，成了最要接受救濟和靈魂拯救的一群人！”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歲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們看老了。”開頭這段話，是“我”的一句自叙，但我覺得這是鄂溫克族千百年來曆史的總結。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成百上千年，以地為伴，以天為友，雨和雪早已是他們的常客了，但是正如雨和雪因為工業污染而變得越來越稀少一樣，鄂溫克族也因為工業化文明的沖擊而走向了沒落，他們曾經擁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習俗和習慣，但這一切都在先進文化的沖擊下而逐漸消失。小說中西班在被問到為什麼要造字時回答道：“這麼好聽的話沒有文字，是多麼可惜呀。”一個民族有着燦爛輝煌的文化卻沒有相應的文字來記錄和表達，這是何等令人痛心的一件事。當那些知道這些事迹的老人們一位一位的相繼死去，最後還有誰會記得這裡曾經有一個民族有過如此瑰麗的文明呢？
林思儀
林思儀：書中更直擊人心的，是作者對于生命與死亡的描寫。以“我”在不同年齡的不同口吻，展示着鄂溫克人的生命觀。“如果是小鹿離開了，它還會把美麗的蹄印留在林地上，可是姐姐走得像侵蝕了她的風一樣，隻叫了那麼一聲，就無聲無息了”。“月亮讓我懂得了真正長生不老的是天上的東西。我想起尼都薩滿說列娜是和天上的小鳥在一起了，就覺得她是去了一個好地方，而不怕再想起她了”。從彷徨害怕到平靜釋然，讓人對生命多了一份理解。
從故事的中段開始，作者就像搭了一座橋，每向前一步，就塌一塊木闆，持續災難的情節讓人心疼絕望。薩滿這個角色是神秘而偉大的，他是一個古老民族的符号，有着令人不敢相信的神力，或許我們無法理解，但須敬畏，他肩負一個民族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薩滿的妮浩不止一次犧牲自己的孩子而去拯救或許是無關緊要的他人。她無奈地将自己的孩子比作“别人的孩子”，可在選擇的關頭，她仍堅定地說可她不能見死不救，“我自己的孩子”還有活下去的可能，怎麼能……每一次選擇，都是犧牲她自己。讓讀者一次次為這個偉大的薩滿和悲傷的母親落淚。盡管距離遙遠，但人世間最普遍的情感——小愛與大愛，把我們緊緊聯系在一起。
書裡描寫了很多人物。每一個都是不可缺少的主角，他們的性格都那麼鮮活飽滿，擁有純粹卻也複雜的情感。從不同的角度，嘗試理解每個人背後的故事，才能真正認識他們。
我在這裡選擇印象深刻的例子：伊芙琳與妮浩。伊芙琳因為妮浩沒有嫁給自己的兒子而對妮浩懷恨在心。家庭悲劇讓伊芙琳性格扭曲，開始用她尖酸刻薄的語言傷害每一個無辜的人。而等到伊芙琳的好友也是死對頭瑪麗亞死後，伊芙琳善良的心又回歸了。她在生命的盡頭為妮浩的兒子除去病痛。作者讓清風驅散伊芙琳心中所有世俗的憤怒，讓花朵作為食物洗淨她腸中淤積的油膩，使她有一個安然而潔淨的結局。也讓我對人性本善有了欣慰的感受。
周钰傑
周钰傑：妮浩和作為叙述者的“我”是我最喜歡的兩個人物。妮浩出場時還是二八年紀，孩子模樣，對一切事物都是一竅不通。天有所指，薩滿之重任落在了妮浩身上。可是萬物都是守恒的，妮浩可以治愈消災，也要付出相應的代價——一命換一命。妮浩眼淚來不及抹去，意識已經被超自然事物占據，拯救素不相幹的人，她親愛的孩子們，被馬蜂蜇死，被洪水卷走，胎死腹中，落荒而逃……人生在世，主動權不能時時握在手裡，被責任義務釘死原地。額爾古納河畔的人們，虔誠地信仰着我們所說的未知，保留着内心的純粹和慷慨。“我”是雨雪的老人，是沉着的叙述者，是死亡的見證者。父親墜于雷電，母親落于舞蹈，丈夫敗于自然，孩子們離去時自己已雲鬓霜發……“我”是女人，但“我”不失韌性。統治者追求長盛不衰，平凡人活得太久了，親人逐個離去，茕茕孑立時，剩下的是寂寞還是堅強？“我”叙述得很平靜，但“我”内心早已覆滿褶皺。
趙婷：小說的叙事方式别出心裁，作者把一個民族近百年興衰燦爛的光陰濃縮到“我”短短90年的生命曆程中，再把這九十載日日夜夜的光陰凝練到短短一天中，也就是這本書的四個部分：“上部：清晨”、“中部：正午”、“下部：黃昏”、“尾聲：半個月亮”。整個故事就像是一位老婆婆盤坐在床上，給你斷斷續續講了一天她的人生。而她的人生，就是整個鄂溫克族的縮影。看起來零零碎碎的生活片段，拼湊起來，卻是一部娓娓道來的史詩。這種以小見大的叙事手法，很“遲子建”。從小人物口中講出的大曆史，讓這部民族史詩更真實、更自然。當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曆史的碑刻被飛揚的塵土掩埋，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風花雪月，卻可以永不漫漶，雕镂人心。
我們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日漸式微的傳統文明？鄂溫克人已經講出了答案。就像他們在搬遷的時候總要把挖火塘和搭建希楞柱戳出的坑填平，再把垃圾清理在一起深埋，“讓這樣的地方不會因為我們住過而留下傷疤”一樣，在被我們破壞的鄂溫克人聚居地，我們也要把我們的電鋸、保護區搬離，讓額爾古納河右岸不會因為我們的造訪而留下傷疤，讓鄂溫克文明不要因為我們的打擾而消失。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一部描寫鄂溫克人生存現狀及百年滄桑的長篇小說，展示了弱小民族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現代文明的擠壓下的頑強生命力和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性格和風情。本書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
遲子建懷着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遷。這部“家族式”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作者與鄂溫克族人的坦誠對話，在對話中她表達了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彰揚。遲子建的文風沉靜婉約，語言精妙。小說具有詩史般的品格和文化人類學的思想厚度，是一部風格鮮明、意境深遠、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上乘之作。（第七屆茅盾文學獎·《額爾古納河右岸》授獎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