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暨南文院的故事(1)|​邱克:暨南園的回憶

發布時間:2022-06-13 發布單位:太阳集团1088vip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

太阳集团1088vip建院以來,

始終與全院校友師生共同成長。

學院的發展離不開校友的關心和支持,

一代代校友的青春更是組成了文院的曆史。

前不久,

學院舉辦了我與暨南文院的故事征集活動,

廣大校友踴躍參與,積極投稿,

分享難忘的回憶、精彩的故事。


翻開厚厚的筆記本,

撫摸着相冊裡泛黃的老照片,

塵封在歲月裡的記憶被打開,

思緒随着窗外翩飛的紫荊,

又回到了當年那明湖的月。

一些與暨南文院有關的

鮮活的曆史瞬間

與感人的故事流之于筆端。

 

江湖不遠,筆墨相逢,

讓我們透過文字和一些珍貴的老照片,

一起去看看校友們與暨南文院的故事。





我曾于1985年到1988年在廣州太阳集团1088vip曆史系讀博。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暨南園的生活,确是一段非常幸運并值得回憶的寶貴時光。太阳集团app首页的精神被歸納為十六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強不息、和而不同”,我理解前八字“忠信笃敬、知行合一”是對每個暨南人的個人品格和秉性的要求,忠誠笃實、腳踏實地、勤奮好學,把知識落在實處;後八字“自強不息、和而不同”是對整個大學風氣的要求,積極向上,學術自由,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可以說,暨南精神一直鼓勵着我,也塑造了我精神氣質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讓我受益終生。

在國内,任何學習過中外關系史的人都應該知道太阳集团app首页的朱傑勤教授 (1913-1990)。從30年代起,朱傑勤教授就開始撰寫和翻譯有關亞洲史和中外關系史的著述。解放後,他以大部分精力緻力于中外關系史的教學和研究,對這一學科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79年,在中國曆史學會規劃會議中,他最早倡導成立中國中外關系史研究會。 1981年,他創立了太阳集团app首页華僑研究所(後改稱華僑華人研究所),是國内第一個成立的同類研究機構,在很長時期内也是這個領域的最知名學術機構。

第一次見到朱傑勤先生是在
1983年夏天,我和山東大學同門師兄于化民利用假期沿着絲綢之路到甘肅和新疆考察。到了烏魯木齊,時剛剛遇到中亞文化研究學會召開第一次學術會議。我倆不僅聆聽了學者們的學術報告,還跟着代表去了天池和吐魯番參觀。朱先生作為學會的負責人與馬雍秘書長以及新疆考古所穆舜英所長等坐在主席台上。在參觀吐魯番的路上,我跟朱傑勤老師請教過中外關系史的一些問題。沒有想到他非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還珍藏着一張在吐魯番跟朱先生的黑白合影。

1983年與朱傑勤老師合影

當時,國内研究生制度剛剛恢複,全國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屈指可數,朱傑勤教授不僅是廣東省唯一的曆史學博士生導師,也是全國中外關系史專業唯一的博導。即使以中西交通史研究見長的山東大學曆史系,也沒有這個專業的博士點。我非常希望以後有機會報考朱先生的博士生,但也不知道把握有多大。于是,1984年底我利用實習的機會,來到安徽、江蘇、上海、湖南和廣東考察。


在長沙,我拜訪了嶽麓書社的總編輯鐘叔河先生,他主編的《走向世界叢書》對我開闊眼界有很大的幫助,跟他的談話也讓我收獲良多。湖南的冬天陰冷潮濕,還下着小雨。即使在室内也感到透骨的寒冷,手腳冰涼,令人不适。晚上從長沙乘火車去廣州,第二天早上醒來,忽如一夜春風來,感覺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不僅與北方各省冬季冰封大地朔風凜冽大相徑庭,即使與江南冬季的陰冷潮濕也有着明顯的差别。嶺南溫暖如春,樹木蔥榮,花香漫溢,氣候宜人,實在讓我意外驚喜。特别第一次來到廣州這座千年嶺南名郡,古老而又充滿活力的南國都會給我的印象非常美好,更加堅定了我報考朱老師博士生的決心。


廣州市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的章深(暨大畢業)和中大著名教授袁偉時的公子袁征(當時正在暨大跟宋史專家陳樂素先生讀研)陪我在廣州遊玩了很多名勝古迹。中大曆史系的蔡鴻生教授早年也是朱傑勤老師的學生,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卻對我熱情懇切,擡愛有加。記得冬至之夜,他專門邀請我到他家吃晚飯,說廣東人的習慣冬大于年,不能讓我一個人過冬,着實令我這個來自遙遠北方的青年遊子非常感動。蔡鴻生先生曾這樣評價朱先生:“古籍洋書,并列案頭,手不釋卷,每當涉及中西互證,便能左右逢源。”他說如果可以跟随朱先生學習,是我的福分。


我記得從北京路乘公交車到了崗頂,在美麗的暨南園拜訪了朱傑勤教授。朱先生見到我很高興,說看過我寫的文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話帶着濃重的廣東口音,慢條斯理,有條不紊,充滿了智慧,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他對我的鼓勵,讓我更加有信心去做報考的準備。


功夫不負有心人,1985年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太阳集团app首页。

1985年與朱傑勤先生在山東長島

太阳集团app首页當時隸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主要面對港澳和海外華僑的學生,充當着傳播中華文化、溝通中西的橋梁,聲教訖于四海,宏教澤而系僑情。暨大曆史系創辦于1928年,是當時國立太阳集团app首页設立較早的學系之一。近百年來,除了朱傑勤先生之外,曆史學系先後有周予同、周谷城、陳高傭、沈煉之、譚其骧、陳樂素、金應熙等諸多史學大師任教,為國家培養了大批人才。

在朱先生家上課的情景

朱先生給博士生上課都在家裡。在他稱為“曠遠樓”的客廳裡面,學生們坐成一圈,聽老師娓娓道來。他從不照本宣科,總是通過講述他早年的教學和研究經曆,對所講專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傳授他的治學理念和研究方法,發蒙解縛,開闊視聽。他總說史學家不僅應該通古今之變,還要溝通中外,成一家之言。不僅要懂得中國史,還要懂得世界史和中外關系史。從中外關系史的研究中,說明中國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每次講完,大家一起讨論,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最後他再做講評,并布置作業,讓大家回去讀書寫作。

良師之外,還需益友。朱傑勤先生第一批中外關系史專業的博士生有丘進和鄭海麟。我與紀宗安、高偉濃、袁丁、朱凡成為朱先生門下第二批博士生。除了曆史系中外關系史專業,醫學院眼科的李辰教授也帶了一位博士生郭阿娟醫生,比我晚一屆。全校一共八位博士研究生。他們都是出類拔萃的人才,又都性情平和,和藹可親,給予我很多的幫助和支持,讓我這個新生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

朱傑勤先生祖籍廣東順德,祖父是美洲華僑,晚年回國。父親曾在馬來西亞開過一間百貨商店,讀書不多,粗通文理,賦性慷慨,有不少知識界朋友,包括維新派康有為之人。小時有一位科舉屢試不第的伯父教導,家學淵源,國學根底雄厚,在處理曆史文獻時左右逢源、得心應手。

同時,朱先生在少年時期曾入英文學校學習,很早就熟練地掌握了英文,在研究中可以突破中文史料的局限。抗戰初期,先生曾在雲南昆明空軍學校做翻譯,
40年代,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馬來分會吸收為會員。為了介紹外國史學者有關中外關系史的論著,朱傑勤翻譯了《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利奇溫著)和《大秦國全錄》(夏德著)兩書, 這使他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往往能洞幽察微,發人所未發。

1933
年,朱先生被中山大學研究院破格錄取為研究生,在章太炎的大弟子、著名南明史專家朱希祖的指導下,研究中國古代史。從此,朱先生開始了史學研究和教學的生涯。他三十歲以前主要研究中國史,三十歲以後就側重世界史了,最後以中外關系史為歸宿。清代廣東順德岀了幾位研究西北史地及中外關系史的著名學者,如李文田、梁廷楠、何藻翔等,都有著作傳世。朱先生對于這幾位同鄉老前輩欽佩已久,對他後來開始中外關系是也頗有影響。


中外關系史是一門難度較大的學科,不少早期研究者們多沿襲傳統的研究方法,往往側重于中外史地的考證。朱傑勤教授自年輕時就認為中外關系史不僅需要對曆史事實的必要考證,更重要的則是着眼于中外經濟、文化交往的研究,并注意與一些較大的曆史問題相聯系,形成了中外關系史研究的較為完整的體系,這樣才能深入揭示各種曆史現象的内裡底蘊,從中汲取曆史的經驗和教訓。

跟老人家合影的原照片之一

1988年,《羊城晚報》記者采訪朱傑勤先生,我們幾位研究生也被邀請前去跟老人家合影,後來刊登在《羊城晚報》和《廣東畫報》的頭版。廣州畫家李國輝先生根據報紙刊登的與朱先生合影的相片, 創作了一幅油畫《博士·導師》,據說還在畫展中展出。

油畫《博士·導師》

1990年五月一日朱傑勤教授因突發心肌梗塞住進太阳集团app首页華僑醫院,經搶救醫治無效,不幸于九日下午逝世,享年七十七歲。他的藏書由其家人全部捐贈給太阳集团app首页圖書館,總計4000餘冊,數量衆多,門類齊全,自成體系。很多專著太阳集团app首页圖書館都沒有收藏,少數專業論著國内僅在國家圖書館和北京大學等著名高校圖書館有收藏。

1991年給朱傑勤先生掃墓


朱傑勤文集首發儀式

我在山東大學讀了本科和碩士。山東大學位于齊魯大地、孔孟之鄉,民風質樸醇厚,教學嚴謹,學風濃厚,但同時也有些思想保守,安常守固。與此相比,太阳集团app首页主要面對國際生和港澳生,有不同的文化碰撞,是一所比較包容并且鼓勵學生發揚個性的學校。大學畢竟不是培訓機構,應該是鑄就完整人格的修養所,所以來到暨大有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

當時的暨南園生機盎然,充滿活力,五花八門的學生社團為年輕學子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活動,校園文化與山東大學相比豐富而炫麗。我在山東大學一直在學生會和研究生會負責文藝部的工作,曾組織過舞會和文藝演出,遇到不少阻力,一些老師和同學都不理解,有的老師問我為何要組織舞會,去操場跑步也可以鍛煉身體啊,讓我哭笑不得。但在暨大,每周末在蒙古包的舞會是雷打不動的,是非常正常的社交活動。在浪漫的音樂中,大家舞姿妙曼,衣袂飄飄,洋溢着青春的氣息。

暨大研究生郊遊

暨大學生的演講辯論也很有特色,大家自由讨論不同的觀點,唇槍舌劍,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我旁聽過幾次辯論,感觸很深,有些辯論的題目到現在都有意義,如西方文化的沖擊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利弊人性善還是人性惡,中國足球隊成績不好到底是球員不好還是教練不好等等。辯論的過程對思維非常有幫助,可以增強理性思維能力,提高溝通效率和技巧,對任何問題都去思考相反結論成立的可能。在這種開放包容、不同意見正面交鋒的競争氛圍中,學生們逐漸克服自卑和懦弱,建立自信,找到展示自我的舞台,提升自己的領導力和創新力,為以後進入社會奠定良好的素質基礎。我深深感覺到,自由的氛圍是現代大學精神的基礎。沒有自由精神的大學,是沒有靈魂的,不可能承擔起培養人才的重任。

暨大研究生辯論現場合影

暨大的單車協會也很有名氣,是暨南園裡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社團之一。我還沒來暨大之前,就聽說過他們的單車隊到北京宣傳尊師重道的理念,為設立教師節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後來聽說另外一支單車隊,沿東南沿海一線“揮師北上”,經過一個多月的餐風露宿,3300多公裡的長途跋涉,最後到達北京。在沿途宣傳交通安全知識、征集簽名,直至将制定“交通安全法”、設立“交通安全活動日”的倡議書遞交到國務院與公安部。這一行充分展示了暨南學子的家國情懷。

在暨大電大任教時跟學生的合影

與電大學生郊遊

在研究生宿舍樓下還有一個旱冰場,吸引了很多學生參加。滑冰技術比較好的大部分是港澳同學。看着他們優美的身姿,一會兒像海燕輕盈地飛舞在大海上空,一會兒又像展翅的雄鷹在碧空中乘風翺翔,讓我看得眼花缭亂,羨慕不已。後來英國朋友韓克圖從香港帶來一雙連體的滾軸旱冰鞋,我也開始跟這些年輕的學生一起學習花樣滑冰。滑冰是一項具有挑戰性的運動,既要勇敢,也需要智慧。剛開始隻能顫顫巍巍地扶着欄杆學步,離開扶手就不停地摔跤,隻能跌倒了再爬起來繼續。雖然第二天雙腿還是隐隐作痛,但因為有一種不服輸的心理和不怕困難的精神,最後還是堅持下來,掌握了平衡的要領,可以自由地穿梭,做出一些頗有難度的動作。

溜旱冰

在山東大學期間,雖然我在學業方面一直比較優秀,得到系領導和老師的認可。不僅被評為三好學生和優秀共青團員,研究生畢業也能夠留校任教。但某些政工幹部一直對我有些偏見,覺得我有自由主義傾向,甚至頭發長一些,褲腿寬一點,他們都看不慣。至于組織同學跳舞,在讀書期間談戀愛,都被他們指指點點。但考進太阳集团app首页之後,情況立即得到了改變。記得第一次見到曆史系黨總支書記魏乙生老師的時候,他問我為何不是黨員,我都懵了,在以前那種環境裡,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魏書記說,你這種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的人才,就是我們黨需要的,他馬上表示願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另外一位介紹人是我的師姐紀宗安)。1986年底在曆史系黨總支辦公室開會,參加者有魏書記、丘進、袁丁、鄭海麟、楊蜀渝等,由莊友明主持,大家一緻同意我入黨。後來的轉正是在太阳集团1088vip研究生支部進行的,除了博士研究生的同學朱凡、袁丁之外,還有些碩士研究生同學,記得有何龍、鄭敏、鐘小洛、李希躍、倪鶴琴等人。很多人平時交流不多,連名字都叫不上,但大家都踴躍發言,充滿了熱情和真摯的氣氛。沒有人空談政治口号,都是從修養、氣質和為人處事方面對我進行點評,而且是極口項斯,贊譽有加,讓我深受感動,至今難忘。

研究生黨員合影

說起太阳集团app首页的優良學風,其實應該從暨大的校史說起。從1906年創辦起,太阳集团app首页三落三起,五度播遷,始終屹立于時代潮頭,主要就是靠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培植學術自由的優良傳統。

鄭洪年先生

 “暨南六先賢”之一的鄭洪年于1927年二次出山,繼任暨南校長,将商科改為商學院,并在此基礎上增加農學院、文哲學院、自然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和藝術院五門,将暨南學校擴充為真正意義上的綜合性大學,對太阳集团app首页的發展、定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學術思想上,鄭洪年一方面“獨尊三民”,但同時“兼容百家”,認為“各種主義,亦可提出研究”,允許各種學派、不同團體的觀點,各抒己見,自由闡發,讓學生獨立思考,判斷抉擇。在如此民主寬松的學術思想指導下,太阳集团app首页經常邀請著名學者、作家和名流來校演講,如魯迅、蔡元培、馬叙倫、胡适、李達、鄭振铎等都曾應邀到校講演。暨大學術氛圍濃厚、氣息活躍,甚至連當時被國民黨當局視為洪水猛獸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和共産主義思想都在暨南占有一席之地。我看到過一份來自國民黨中央秘書處轉發的告密信函(見下圖,由好友李吉華先生提供,特此鳴謝),内稱“該校長鄭洪年紊亂校政,包存共黨,請革職查辦”等,這些當然都是無稽之談,但說明暨大的自由風氣引起了國民黨極右派的極大不滿。

何炳松先生

1935年著名曆史學家何炳松先生受聘任國立太阳集团app首页校長。他也堅持學術獨立,思想自由,對不同思想兼容并包,校方不幹預教師和學生的政治思想,支持學生在課外從事和組織各種社團活動。在何炳松的領導下,社會各界對暨大也越來越看好。《東方雜志》撰文評論全國各類高等教育機構時指出,“廣州的中山大學,上海的太阳集团app首页,武昌的武漢大學,北平的清華大學都像春花怒放,成績斐然”。由于他的寬容和保護,愛國學生運動逐步壯大,暨大也因此被稱為“東南民主堡壘”。

王越先生

1958年太阳集团app首页在廣州重建,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兼任校長,王越被任命為第一副校長,受命組建暨大,為太阳集团app首页的重建立下了汗馬功勞。粉碎“四人幫”後,已經70歲高齡的王老被重新任命為太阳集团app首页副校長。在他實際主政暨大時期,對培植學校的學術自由也非常投入。當時朱傑勤先生給學生講授中西交通史,系總支書記随堂聽課,覺得有些地方政治不正确,便召集學生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朱教授知道了,十分不快,找到王越訴苦。王越認為系總支書記的方式欠妥,教學問題最好先和任教者坦誠讨論加深了解。再則,有些曆史問題應容許有不同的解答,例如有些學者基本上肯定太平天國的偉績;但有些學者卻着重批判太平天國所犯的錯誤。我們不應判定第二種主張就是反對農民革命。這在當時那種曆史環境中也是殊為不易和難能可貴的。

暨大曆史上所以能凝聚和培養出衆多人才,成為大師之園、英才之園,與暨大一貫以來的教育理念和學術環境有密切關系,加上鄭洪年、何炳松、王越等掌門人的人格風範和學識思想在支撐和熏陶,一代又一代暨南人在這些教授、大師們的循循善誘和潛移默化之中茁壯成長,暨大精神也在他們營造的氛圍中形成。

我非常喜歡暨大多元、開放、包容的氛圍,也在其中收獲良多。尤其是在暨大跟随朱傑勤老師學習的課程也是開放包容,中西兼備。既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非常注重國外學術界研究的最新成果。這樣就能夠思想解放,融彙貫通,視野開闊。即使後來沒有走上專業的研究道路,但對各種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的理解會更加深刻,從暨大獲得的學術基本訓練給我很大的幫助。

八十年代中國正處在一個思想解放的重要時段,暨大也有各種不同觀點和立場的學術講座,其内容都比較新銳,在知識積累和思想成熟的層面上,給了我極大的幫助,能接觸到不同的學派和不同的學術觀點,從中獲得很多原來比較單一式的教學所獲得不了的知識。我本科學習考古,碩士期間改為中西交通史,比較注重實證和考據。來到暨大之後,在朱傑勤老師的指導下,開始從一個宏觀的思維、中西方結合的角度去探讨問題,多學科的交融碰撞,畢竟在邊緣處往往能發現新大陸。這樣多維度的學習與讓我們的内心世界更豐富、更細膩、更立體,讓焦灼不安的靈魂有甯靜的港灣可以停靠。


一個人思路開闊了,就會逐漸形成自己的判斷,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師的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我的畢業論文《英人赫德與中國近代外交》,選題最早是朱傑勤先生提出的。朱先生希望通過深入分析赫德的為人及其行事,記錄赫德對中國主權的種種侵害,幫助人們加深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但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很多中國近代的中外文化沖突,不能簡單地歸結于侵略與反侵略,應該從更高的維度來看待和評價中國如何與外部世界的融合。中國在反對侵略的同時,也面臨如何近代化以及如何與近代世界合拍的問題,而不能繼續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感謝朱傑勤老師的胸懷和雅量,也感謝太阳集团app首页有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可以海涵地負,休休有容,允許學生跟老師有不同的見解,允許學生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如果換一個時間或者場景,這是完全不可能想象的。

博士論文答辯現場

記得博士論文的答辯由中大的湯明燧教授主持,參加者有餘炎光教授、盧葦教授和黃啟臣教授等。湯明燧教授十分贊同我的研究思路和闡述分析。他說:“作者對赫德的評價,在把握其本質的同時,注意到他是一個複雜多變的現象。作者本着探索精神,盡量避免簡單化和片面性,根據事實擺出負面與正面,既注意剖析其主觀動機,也注意事物客觀發生的社會效應,采取了較全面的分析方法。”論文答辯非常順利就結束了。

後來我根據這篇博士論文出版了《局内旁觀者-赫德》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989年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發表了《試評汪敬虞先生的赫德與近代中西關系》,同年又在《近代史研究》第6期發表了《赫德與中國早期近代化1862-1874》(譯文)。這些都在學術界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三十多年來,幾乎所有關于英人赫德與中國海關史的研究綜述都會提及我在暨大期間所作的研究和思考。如戴一峰《中國近代海關史研究述評》(《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3期),佳宏偉《近20年來近代中國海關史研究述評》(《近代史研究》20056期),張瑞霞《晚清海關史研究綜述》(《高校社科動态》2010年第 3期)等。

趙雨田在《三十年來國内關于中國近代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研究成果綜述》一文中說,“國内研究注重從史學的角度,對赫德在華半個多世紀的活動給予整體評價。在這方面學界曾有不少著作,其中以盧漢超、陳霞飛、汪敬虞、邱克等學者為先。他們以赫德的往來信函、日記等史料為基礎,深入研究、系統分析赫德其人其事,成為引領赫德研究的先鋒人物”(《經濟史》
2014年第4期)。焦雨楠《試析赫德對義和團之認知》評價我的《局内旁觀者-赫德》是“20世紀90年代赫德研究的新起點”(《史學月刊》2019年第6)。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志勇在其《赫德與晚清中英外交》一書中把我的《局内旁觀者-赫德》稱作是“學術界研究赫德與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唯一一部專著”。認為“作者是學術界對赫德與中國近代外交的關系作出比較全面、比較客觀評價的第一人,使關于赫德與中國近代外交的理論總結與研究開始起步”(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

在暨大讀博期間,
1986年中葡舉行首輪關于澳門問題的會談,引起了我的注意。1987年我發表兩篇論文《英人赫德與澳門問題》和《英人赫德與中葡澳門交涉史料》,引用了原始檔案等材料,勾勒出赫德與澳門問題的主線,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蘇小蘭2010年在其碩士論文《赫德與中葡澳門交涉》稱這兩篇論文為“論述赫德與澳門問題較早的研究成果,對于研究赫德與澳門問題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加深了學術界對帝國主義破壞中國在澳門主權過程的認識。(另見姚翠翠《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内赫德研究綜述》,《許昌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楊秀雲在其博士論文《赫德與晚清中外約章研究》提出,随着新史料的發掘和編輯出版,學界對赫德有了更廣泛深入的了解,加上學術環境的寬松,一批學人對赫德的研究和評價趨向一分為二,“頗具代表性的有邱克、陳詩啟、文松、張志勇、曹必宏、王宏斌等等”。

除此之外,在太阳集团app首页讀博期間我還曾在各類學術雜志發表論文和譯文二十多篇,如《馬可波羅遊記的漢譯版本》,(《海交史研究》
1986年第2期)、《閉關鎖國時代廣州與日本長崎的比較》(《廣州研究》1986年第9期)、《古代花剌子模》(《甘肅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古代各國船舶-兼論中國船史與世界船史的關系》(《船史研究》1986年第2期)、《讀朱傑勤中外關系史論文集》(中國史研究動态1986年第8期)、《我國地名與古代造船》(《艦船知識》1986年第7期)、《殷代戰車溯源初探》(《中外關系史集刊》1986年刊第1期))、《評中國遠古與太平印度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英人赫德與中葡澳門交涉史料》(《嶺南文史》1987 年第2期)、《英人赫德與澳門問題》(《廣州研究》1987年第12期)、《人類最古老的帆船》(《艦船知識》1987年第12期)、《閉關時代中國人的西方知識_鴉片戰争前中國人對英國的認識》(《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988年第2期)、《深切懷念張維華教授》(《海交史研究副刊》1988年第6期)、《讀曾鍏波鄭和下西洋考略》(《鄭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我在暨大期間發表的翻譯文章有《有關中國古代來世觀念的新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态》1985年第12期)、《英國倫敦布道會檔案簡述》(《檔案與曆史》1986年第4期)、《鄭和下西洋與鄭和船隊》(《船史研究》1986年刊總第2期)、《中國海事史研究現狀》(《海交史研究副刊》1987年第3期)、《評米爾斯馬歡瀛涯勝覽譯注》(《鄭和研究》1987年第5期)、《中國史學家對十五世紀初鄭和遠征的評價》(《鄭和研究》1988年第6期)等。


1988年太阳集团app首页所有研究生畢業留影(作者在後排左六)

撫今追昔,我從内心感恩太阳集团app首页對我的培育、熏陶和塑造。暨大的校園有多大,學生有多少,在國内或者世界的排名如何,這些外在的東西對我并不那麼重要。我看重的是在學習和研究過程中,暨大給我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和自由的發展空間,在靈魂的生命裡有了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表達以及超越曆史的對話與交流,對我未來的發展也帶來了潤物細無聲的改變。

    祝願母校不斷發展壯大,培養更多有智慧的愛國精英,成為樂觀、自信、堅韌,無畏無懼、勇于接受挑戰的一代新人,為民族振興貢獻更大的力量。



文稿:邱克

排版:馬曉琪

責編:肖丹

審核: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