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包”，20世紀60到80年代廣州暨南園裡的一座簡樸的大飯堂，在老校友的心目中，卻是母校的标志性建築之一，全國高校中獨一無二的工程藝術奇葩。它裝載過多少輝煌，多少歡樂，多少艱辛！如今，不見它倩影了，又引得幾多暨南人深情的歎息、深切的懷念！

“蒙古包”雖然樸實無華，卻顯得相當雄偉，結構也很巧妙。它是由四座有走廊互相連通的學生飯堂組成，中心是大廚房。從空中俯視，它十足像四片大花瓣，廚房就是花蕊。每座飯堂都是一樣的圓形腰身，圓形屋頂，整個牆體和屋頂都是灰白色的。這種素雅色調，配上周圍青綠的草地，上空的藍天白雲，遠遠看去，活像粗犷而浪漫的蒙古包。而屋頂與牆體之間裝飾着的小飛檐和穹隆，令人很容易聯想到牧人舞蹈中美麗姑娘飄逸的裙裾。飯堂内部，由于沒有柱子阻擋，空間廣闊，所以飯桌一撤，就可策劃能夠為四個大歌舞廳。每逢周末或假日，傍晚，幽幽的肉香、菜香和飯香飄散過後，曼妙的歌聲、歡騰的鼓樂聲就響起來了。濕潤的空氣中夾雜着“星星索”、“哎呀媽媽”等印度尼西亞音樂的節奏，一種純正的南洋情調。穿花衣紗籠的東南亞僑生和内地的學生在這個北國風格的建築群裡一起演奏、歌唱、跳舞，南北風情就融合起來了。也許正是這種獨特的情調，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也吸引着華工、華農、華師等周邊兄弟院校的年青人。連遠在珠江彼岸的中山大學師生也會早早趕來，找到自己的朋友、同學，共進晚餐後，就雙雙步入舞池，踏着《舞會圓舞曲》的拍子翩翩起舞。于是，“蒙古包”成了友誼、快樂和青春活力的象征，成了開放、熱情、爽朗的暨南風格的象征。怪不得來自蒙古草原的學生給它起名“乃子那拉兒，瑪乃德義列味”了！那時蒙語，意思是“好客的蒙古姑娘”。我是1958年入學的，也就有機會成為當年的曆史見證人。40年過去了，但每當我想起蒙古包，那“砰砰擦”的鼓點，“寶貝寶貝”和“風兒呀吹動着我的船帆，船兒呀随着微風蕩漾……”的悠揚歌聲，依然在我心中回響。如今，暨大的土風舞的精彩表演，在廣州乃至全國都出了名，風頭不減當年文工團，我想，這就是蒙古包歌舞風氣的傳承吧！

然而，“蒙古包”的令人懷念，何止于此！這個建築群動工興建于1961年，次年建成投入使用，比明湖、老六棟教工宿舍、王寬誠教學大樓等幾項大工程稍遲，但也屬于廣州暨大重建初期的重大基建項目。當時，我們國家“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仍未過去，在不能吃飽穿暖的逆流中，師生們卻以大無畏的精神進行着艱苦卓絕的奮鬥。新飯堂建好了，飯菜依然很差。飯是“雙蒸飯”。所謂“雙蒸”，就是把每一份定量的“缽仔飯”反複蒸兩次，使飯粒充分吸水膨脹。這樣的米飯，質量自然是很差的，不耐飽，隻不過是讓視覺和腸胃獲得一點安慰而已。菜，主要就是“白灼”通心菜，或者加上一勺“雜錦醬”，一種用蕉樹頭搗爛加鹽做成的鹹醬。肉呢，魚呢，乃是稀罕之物，難得一嘗。由于當時國家實行糧、油、糖和副食品限量供應，不少師生油水不足，營養不良，患了水腫、肝炎，但大家沒有叫苦，沒有埋怨；相反地，還幽默地把通心菜成為“無縫鋼管”。大家每天啃着“鋼管”，卻照樣刻苦地學習，開心地生活，愉快地參加校内外的勞動、體育運動和豐富多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所向披靡的籃球隊和以東南亞歌舞而聞名遐迩的文工團，就是當年暨大意氣風發的反映。如果說，靠千餘師生的雙手和鋤頭、鐵鍬、畚箕等簡陋工具，僅僅兩個半月就挖出了一個24畝的明湖，是艱苦奮鬥的成果；那麼，蒙古包，這個像草原牧民一樣純厚質樸、像天山牧歌一樣明朗歡快的場所，更是暨南人樂觀主義精神的明證。百年暨大，幾經曲折，但始終屹立不倒，而且不斷發展壯大，我想，跟這種百折不撓、樂觀向上的傳統是分不開的。

“蒙古包”的令人懷念，還因為它是培植師生深厚感情的搖籃。太阳集团app首页在廣州重建，說得準确點其實是新辦。新人、新事、新作風，一切皆新。陶鑄校長是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書記，管一個省、幾個省的大官，公務繁忙，不可能住校，但他每次到來，首先關心的是教學質量和師生的身體健康，雖然不能經常親臨課室、飯堂，但他總是指示要聘請好老師來上課，要給學生加菜。于是，每當哪一天每人的飯缽裡多了一根臘腸，我們就知道陶校長來了。“珠江縱隊”部隊出身的梁奇達副校長保持着革命幹部聯系群衆的優良傳統，經常深入宿舍、飯堂與師生談心，為大家排憂解難。“吃得飽嗎？”這是梁校長常用的問候語。在那個經濟困難的特定年代，就是這樣一句樸素得像農民語言的問話，讓師生感受着學校領導發自内心的關懷和愛護。是啊，梁校長說“吃得飽嗎”時那種關切語氣和慈祥的神态表情，甚至讓教師、學生牢記一輩子。當年，梁校長為了讓師生吃得飽，減少因物資缺少對師生健康和對教學的幹擾，他親自帶領幹部跑到珠江三角洲等地尋找糧食和肉類；還發動華僑學生把“僑彙證”拿出來買副食品，辦起“南洋館”，讓大家補充營養。學校還作出規定，領導幹部要深入課堂、宿舍、飯堂，随時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所以，在蒙古包裡外，時常可以見到校、系領導人員的身影。我們中文系的蕭殷主任是個文藝理論大家、身後被國家批準樹立塑像的當代名作家，也經常和我們在一起。調去中南局時，他舍不得花時間到理發店去理發，就找到我們學生宿舍來。結果，還是我這個手藝很差的小剃頭匠為他草草理的發。書記、教學秘書家在暨大、卻常來飯堂就餐，與學生聊天。大煉鋼、煉焦、挖湖、築路，師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一起摸爬滾打，早已打成一片；再通過這樣每天密切的接觸，一道與困難作鬥争，領導與師生更加心心相連、親密無間。這就是為什麼後來這段師生友誼可以保持幾十年而且彌久益深的原因。

蒙古包1988年因邵逸夫體育館的興建而被拆毀，它在暨南園裡僅僅存在了22年。但它見證了太阳集团app首页的兩次複辦，經受了“經濟困難”的嚴峻考驗，經曆了“文化大革命”的興衰，也目睹了幾代暨南人的成長與交替。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蒙古包是暨南人的精神家園，是暨南園的榮耀與驕傲。

蒙古包竣工前夕為馬來西亞僑生李異耘同學留影

黃卓才攝/藏

本文原載《暨南校友》雜志2005年6月第48期，後收入《暨南往事》（太阳集团app首页出版社，2006。）

作者：黃卓才

排版：馬曉琪

責編：肖丹

審核：魏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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