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來源于中國學派，作者李永傑
作為山海之城，福建甯德地理區位優勢得天獨厚，通稱閩東，界閩浙之交，溪河縱橫，生态多樣，資源豐富，是福建重要的革命老區和僑鄉之一。在甯德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滿載民事民情的閩東文書作為閩東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富含曆史與民俗文化獨特價值，為閩東傳統鄉村社會經濟史、社會史、法律史、民俗學、語言學等領域研究提供了巨量的原始資料，對研究東南地區傳統社會向近現代轉型以及鄉村民俗發展史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對弘揚契約精神、深化鄉村治理、構建誠信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閩東文書是指留存于今福建東部甯德市行政轄區，包括周甯、壽甯、柘榮、古田、屏南、霞浦六縣及甯德、福安、福鼎三市，自明代萬曆年間至1949年超過十萬件的民間文書，是在青山綠水環境中保存的原生态曆史文化遺産。該文書是目前福建文書保留最完整、體系最完備的民間文獻，但因以一家一戶的形式散存于閩東社會中，整體概貌沒有顯露，文化價值未得到彰顯。2014年，太阳集团1088vip教授周正慶、周甯縣博物館館長鄭勇共同發起，倡導在閩東通過博物館的力量，對閩東文書進行收集。倡議得到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并逐步形成了“閩東文書整理與研究”團隊。
近十年來，該學術團隊紮根閩東大地，持續收集與整理浩繁的民間文書，填補了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的空白，有力推進了閩東鄉村的文化振興建設。随着2018年以來《閩東家族文書》20冊的出版，以及2018年、2022年兩次圍繞閩東文書的全國性學術研讨會的召開，太阳集团app首页研究團隊獨特的建隊模式與富有特色的文書收集整理的方法創新，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在曆史現場中發現新文書
史料是曆史研究的基礎文獻。在文字、實物遺迹、口頭傳說等文獻資料中，文字史料數量最多，包羅方面最廣，内容最豐富。中國文字書寫曆史悠久，概括起來可分為官方文書和私家記載兩大類。與曆代官方文字書證日漸發達相比，随着文字書寫不斷下移，民間私記的内容也越來越豐富，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民間文獻資料，因功用與價值各有短長、互相參照，二者共同見證了曆史發展進程，也有助于發現與還原曆史的真實場景。可以說，民間文書是零距離接觸民間社會的曆史檔案。作為走進社會生活日常的一把鑰匙，我們從民間文書中可以看到“人的曆史”鮮活樣貌，感受“活的制度”逼真運行，進而真切走進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活世界。
民間文書與福建地區有着深厚的曆史淵源。1939年夏，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廈門，當時還是廈門大學曆史系青年教師的傅衣淩先生帶領學生逃難到閩北山區，在永安縣黃曆鄉發現一箱“約有百餘紙之多”的民間契約文書，計200多件，他依憑學術敏感力判斷這些文書很有價值，收集起來可用于研究中國農村社會。20世紀40年代初，傅衣淩先後寫成《明清時代封建佃農風潮考證》《近代永安農村的社會經濟關系》《永安農村賠田約的研究》3篇經濟史論文，1944年合編成《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出版，提出“從局部看整體”、切忌“以偏概全”等基本理念，為推動學術界利用民間契約文書進行經濟史研究首開先河。多年後，傅衣淩先生弟子、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李伯重在2017年的《北京日報》撰文評價道：“這些史料的發現和使用促成了我國農村社會史研究産生，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中可以說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從1958年開始，福建師範學院曆史系的林汝南、陳增輝、林祥瑞以及廈門大學曆史系的楊國桢、陳支平等教授接續努力，在福建全省範圍内廣泛收集明清至民國時期的民間契約文書。在20多年時間裡，福建師範大學收藏民間契約文書4750餘件，廈門大學搜集的民間契約文書3000餘件。可以說，福建學者利用包括契約在内的民間文獻，積極開展東南區域史、社會經濟史、契約文書發展史等學術領域的研究，在學術界一直起着引領與示範作用。廈門大學楊國桢教授在20世紀90年代利用契約文書建立的研究範式，至今仍為先進。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提出“宗法倫理庶民化、基層社會自治化、财産關系共有化”的“三化”理論，被譽為利用民間文獻進行宗族研究的經典。
專家組在周甯縣博物館指導閩東文書的整理工作。作者/供圖
20世紀80年代以來，福建學者相繼整理出版了閩北、閩南、閩西等地的民間文書。但對閩東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僅有盧增榮收集的壽甯、屏南民間文書1131件。後陳支平教授将其中的壽甯（461件）、屏南（53件）、福安（32件）契約收入《福建民間文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實際上盧增榮收集的這批文書，一直留存于壽甯博物館内。貴州民族大學學者王濤早在2000年就通過購買開始收集閩東文書，共收集到文書一萬多冊，進行點校，出版了《天海齋藏福建家族契約文書》第一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不過，這些收集到的閩東文書，大多停留在文物的購買，或是在博物館中的發現，亟待形成大規模系統化的原創性挖掘與研究。
2014年的暑期，周正慶在福建省周甯、壽甯、柘榮等閩東山區市縣做學術考察，與周甯縣博物館館長鄭勇進一步收集民間曆史文獻，現已超過一萬件，是目前“發現”和收藏閩東民間文書最多者。此外，收藏數量較多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館藏約為8671件。據周正慶、鄭勇在《暨南學報》2017年第1期發表的《閩東民間文書的新發現及其學術價值》一文估算：“閩東文書保存的資源十分豐富，或分散于鄉村民衆之家，或落入文物售賣者之手，其數量難以估計，根據我們與柘榮、屏南、壽甯三縣博物館館長的前期排查，加上我們收集的文書，數量估計至少超過五萬件。”
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領袖雅克·勒高夫說，“曆史學今天正經曆着一場‘資料革命’，這一革命與新史學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面對文書在民間的大規模“新發現”，周正慶主導的“閩東文書整理與研究”團隊必須拿出一系列新舉措，才能在構建文書收集新網絡的基礎上，有效推進文獻整理方法與學術研究的創造性工作。
周正慶研究團隊收集文書的方式是“以入戶拍攝為主，原件歸還保存”，依托閩東文博體系構建的縣—鄉—村文物保護網絡，以家庭“小家”連家族“大家”的社會網絡為主線，對包括契約在内的家族史料進行全宗式收集，開創了高校與博物館共同收集與整理地方文獻的模式，将文書收集與文物保護相互結合。
近十年來，研究團隊在田野收集過程中，及時搶救了許多瀕臨損毀的文書。周甯縣硋窯村連洪法家族文書約有300—350件，保存于“契盒”當中，發現時已經蛀損，連洪法請求周甯縣博物館收藏保護，鄭勇館長與周正慶、崔世平教授帶領太阳集团app首页十餘位學生入戶進行搶救性拍攝，最後整理出可辨文書280餘件。壽甯縣博物館館長龔健在編纂壽甯家族文書時，走訪芹洋鄉甲廷岔村時在破敗的閣樓上發現一包文書，幸有一塊擋闆才免遭雨水侵蝕。這兩處文書經過整理，均收入《閩東家族文書》第一輯。
通過研究團隊在閩東的長期發動與宣傳，閩東文書的收集與保護工作得到了群衆的大力支持，所收集到的文書多為當地宗族主動捐獻的原件，經由研究團隊拍攝、複印進行留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書的原始态貌。《閩東家族文書》第二輯“柘榮卷”收錄的是時任柘榮縣辦公室主任楊月圓的家族文書，她發動宗族成員排隊捐贈，掃描文書的場面令人感動。
截至目前，研究團隊收集到的文書已經超過10萬件，出版了《閩東家族文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2021年版）第一、二輯，計20冊。其中，《閩東家族文書》第一輯收錄了明代萬曆年間至民國初年周甯、柘榮、壽甯、古田、屏南山區五縣的文書，共5000餘件，填補了福建閩東契約文書出版的空白。《閩東家族文書》第二輯增補了福安、福鼎、霞浦、甯德沿海與畲族文書。《閩東家族文書》的出版，使閩東文書得以以閩東地域全覆蓋的面貌呈現，是福建民間文書第一次成體系大規模曆史現場的全新整理成果，改變了福建大型民間文書出版偏少的現狀。
閩東文書的巨量新發現，使福建民間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再次引發了學術界關注。同時，新出版的《閩東家族文書》，集中體現了研究團隊收集整理與研究民間文書的創新理念，相比已出版的其他地方文書，更具“家族文獻特色”。從内容看，新出版的閩東文書将族譜與在地性資料做了勾連，以附錄方式把契約中的人物置于家族譜系，時代背景與社會關系一目了然；此外，新出版的閩東文書注重呈現文書持有家族與相關聯戚族的社會脈絡，經濟關系明晰。比如，《閩東家族文書》第二輯收錄的壽甯縣南陽鎮帽底行政村畲族鐘氏契約文書、宗譜與支譜，顯示了自光緒年間遷徙以來鐘氏家族的發展與代際傳承關系，與鐘氏契約文書相關的漢族吳氏、王氏宗譜的收錄，則顯示了鐘氏的發展與吳氏、王氏存在的千絲萬縷聯系。
新發現的大量閩東文書為研究東南傳統社會向近現代轉型提供了難得的第一手史料，對于促進閩東區域史研究更是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正如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所說，“閩東民間文書的收集和研究，不僅推動了閩東區域史進展和中國家族史研究，還推動了福建文書乃至全國文書的學術研究”。
在地構建可讀化“立體史料群”
一直以來，全國各地契約文書書寫格式大同小異，具有同質性，如果脫離文書的時代與屬地背景去探究文書背後的社會問題，難免會遇到瓶頸。所以，研究契約文書必須解決在地性與歸戶性問題，将契約文書與田野調查結合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路徑。
20世紀20年代，日本學者利用契約研究中國習慣法，大量的成果與個案來自民間調查所得。而以傅衣淩先生為代表利用契約文書對傳統時期的土地關系進行研究，所采集的契約也來自田野。同樣，徽學的興起與推進，石倉文書對于浙南社會變遷的研究，以及從事清水江研究，無不與田野調研息息相關。經過學界的努力，契約文書的在地與歸戶性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不可否認，契約的規模化系統性難題仍然存在，加之近期民間文書收集熱潮湧現，民間文書的出版又形成了重整理、輕研究的新問題。新整理出版的文書材料單一，契約占90%以上，并且呈“碎片化”“同質化”，在學術上很難利用。為了改變這種現狀，研究團隊在收集民間文書時，一改以契約為主的做法，轉而注重史料的多元化，周正慶稱之為構建“在地史料群”。
民間文書的收集并不是将民間文書簡單的歸攏，民間文書的出版更不是将民間文書做數量上的堆砌。基于此，周正慶将民間文書收集理念歸結為三個層面。一是對于文書保存的認知。要了解民間文書留存者的社會背景，明白收藏者的目的，就必須走出書齋，尋找曆史現場，回到田野中去求證。二是對“立體史料”的關注。要把握文書收集與一定社會空間的必然關聯，就必須關注與文書保存地域空間相對應的“立體史料”，既包括廟宇、宗祠、碑刻等實體文物，也包括與文書相關的地理、人口、鄉村發展史與村民口述史等有形與無形的曆史資料，注重在曆史脈絡下的思考與收集。三是收集方式與文書的系統性。要踐行文書整理的“尊重全宗”原則，就必須在實地進行長時間的細緻考察，不放過收藏者遺漏的材料。可見，針對民間文書收集的新理念，是基于明晰文書曆史現場前提下形成的經驗總結。
周正慶與龔健在壽甯縣芹洋鄉阜莽村拆建房中收集文書。作者/供圖
為了解決契約文書的碎片化問題，研究團隊改進文書收集方式，采用村村排查的辦法，力圖覆蓋所有鄉村。截至2016年，周甯縣轄6鎮3鄉、147個行政村（社區），9個鄉鎮分别是獅城鎮、鹹村鎮、七步鎮、浦源鎮、李墩鎮、純池鎮、泗橋鄉、禮門鄉、瑪坑鄉。《閩東家族文書》第一輯收錄了泗橋鄉硋窯村連洪法、連步興家族，七步鎮葉竹下村孫鋒家族，李墩鎮樓坪村張氏家族，以及浦源鎮浦源村鄭金泉私存文書；第二輯收錄了純池鎮純池村徐氏家族文書。已出版的文書涵括了5個鄉5個行政村，加上已經整理但未出版的周甯縣文書，做到了周甯縣文書的全境覆蓋，能夠準确定位文書在當今的地理位置，據此複原到清代的行政區域，契約文書所反映的土地、房屋等物産流轉狀況清晰可見。文書收集地域全覆蓋，對于打破契約文書的碎片化具有現實意義。
即使如此，以“契盒”為中心的家族文書，雖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的經濟史，但家族文書以契約為主仍然顯得材料單一，未能反映文書中的人際關系與家族的社會脈絡，家庭與家族的聯系往往需要通過族譜以及與家族相關的其他史料進行勾連，所以，閩東家族文書整理的難點與突破點始終在于家族“在地史料群”的構建。
對于史料群的構建，研究團隊往往從族譜的收集開始。将家族文書涉及的參與人與譜序記載的族人相互對應，進行文書編纂，這些工作很有必要，也非常重要。這是研究團隊在整理文書時的創新之舉，也是區别于其他已出版地域性文書的一大特色。這有助于契約文書研究與家族文書中人物譜序關系确證的同步，了解立契人、中人、代筆人等契約簽署參與者的身份與社會關系，進而完整再現契約的時代背景與深層關系鍊。
族譜一般存在于偏遠的山村，研究團隊成員需要深入山區對族譜進行辨别，梳理族譜的源流，找出與文書對應的族譜。況且，族譜屬于家族的私密，在周甯，許多家族的總譜存放在宗親會，一般有二人以上的專人看管，有些家族甚至将族譜存放于保險櫃中，通常在每年七月中元節、冬至祭祖時舉行隆重的儀式，燃放鞭炮告知先人，在衆人的見證下方可展示。因而，看起來簡單的文書收集工作，做起來實為艱難。
家族文書與族譜對應的收集意義，前期主要依靠閩東各博物館館長對屬地群衆的耐心解釋。随着2018年11月課題組在周甯縣舉辦契約與誠信閩東文書研讨會，特别是2022年8月甯德市委人才辦、市文化和旅遊局與太阳集团1088vip共同主辦“閩東文化學術活動”，将閩東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納入到政府規劃，閩東文書工作組的史料征集才在群衆中形成了較大的影響，族譜的收集也得到了宗親會的大力支持。
以“在地史料群”構建起來的家族文書，作為提供給研究者的整理成果，是課題組經過初步研究并篩選補充材料的基礎上，完成的以家族為中心故事性較強的可讀史料。已出版的《閩東家族文書》第一、二輯，共選用文書10902件、族譜24本，來自50個家族。據周正慶測算，參考已經出版的成果數據樣本，估算閩東家族文書完成3萬件60冊編纂目标，需要150個左右的家族文獻，加上前期的20冊與課題完成後的20冊，共計100冊，需要采集約250—300件家族文書，這樣才能具備以契約為中心深入開展閩東家族社會史研究的基本條件。
在田野實證中尋求理論創新
民間文書以契約為研究主體，曾經推動了傳統社會的土地制度研究，創建了徽學、社會經濟史等學派。近年來，随着民間文書的大量出現，利用契約文書深化學術研究與實現新方向轉型日益迫切。楊國桢先生提出了構建“中國契約學”的設想，郭松義、阿風、王振忠等學者将民間文書的研究進行細化，利用婚書、《布經》等商業文書積極拓展民間文書的研究範圍。根據收存特點，民間文書的研究亦呈現出多樣化趨勢。然而，大規模的民間文書整理與出版仍然沒有走出以契約為主的窠臼，客觀上限制了學術界對民間文書的多維度利用。
新發現的閩東文書數量巨大，呈現規模化、體系化與家族故事化的鮮明特點。如何利用好這批新發現文書，推動閩東區域史研究，在“閩東文化研究學術交流與考察活動”過程中，引發了學者們的積極讨論，大家在共識中強調閩東文書研究必須與區域史相聯系，才能找尋出區域史的獨特性。這些學術見解拓展了閩東文書整理與研究的空間，廓清了今後的發展方向。
以契約文書研究經濟史，是契約研究的一種常用方法與路徑。然而，正如南開大學馮爾康教授所說，閩東文書“是具有家族文獻特色”的史料群，需要做出從家族性到區域性特點的社會史。在2021年12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閩東文書的整理與研究”課題開題會上，評審組專家、中山大學劉志偉教授、常建華教授同樣提出閩東文書的研究是否能“做出有特色的社會史”，都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在傳統的鄉村社會，經濟是決定家族社會地位的最重要因素，閩東文書中保留了大量的經濟文書、生活文書、榮譽證件，閩東各地的祠堂中留存有大量政府褒獎的匾額，這些都是彰顯經濟實力與家族社會地位的明證，人們自然很看重這些榮譽，通過留存這些引以為傲的物證構建“稱家”的社會地位。周正慶認為，閩東文書主要由以契約為核心的經濟文書以及與家族活動相關的生活文書構成，通過研究這些文書，可以圍繞家族史嘗試展開以契約、族譜為中心的社會史研究。在梳理家族經濟史的路徑中，深層次地研究家族的社會地位演變，必須深入家族的曆史現場，在田野中研讀契約，還原獨特的曆史語境與典型細節，探究區域史背景下的家族文書内涵。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周正慶及其團隊推崇在實踐中感悟曆史，常常将新收集到的文書在田野中反複求證，旨在找到學理創新的靈感。近期，鄭勇收集到福鼎點頭鎮吳氏家族的一組文書，隻有150餘件，但購買文書的地點繁雜，且跨鄉過縣，除了福鼎本邑之外，還涉及霞浦、柘榮等地。這組文書的獨特性引起了研究團隊的關注。福鼎與柘榮山海交錯，山在海邊，海近山邊。如果不實地考察，很難讀懂吳氏家族文書，也很難洞察吳氏家族之間的聯系與變遷史。2022年8月，周正慶再赴柘榮，與遊再生館長一起實地考察點頭鎮吳氏家族情況。
研究組在閩東收集到的裝載文書的“契盒”。作者/供圖
沙埕港經海灣入口的沙埕鎮蜿蜒曲折向北，在港灣北部沿岸，分布着福鼎點頭鎮連山村吳氏家族的亨房、白琳鎮翠郊村的利房、蟠溪鎮蛤蟆袋村的元房，由北至南占據着沙埕港延伸入内地的最深處。吳氏家族這三座大屋曾經屹立于港灣的邊上，雄踞最有利的地理位置，注視着過往的商船。往西離沿海約20公裡，是深山裡的柘榮乍洋鄉鳳岐村，吳氏大宅便隐匿于此。在山海間，吳氏家族建造四座大屋，掌控着沙埕港至乍洋鄉沿線的經濟命脈，四房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
據族譜記載，這四房均由八世祖望公于乾隆、道光年間建成，分給四個兒子使用，但在族群繁衍的過程中，四房各有自己的傳說，并不似族譜記載之說。在鳳岐村，亨房的子孫說他們“住在山裡，做海的生意”，并且編就了一個關于仙鶴指引吳氏亨房九世祖大鵬公到鳳岐村建造大宅的傳說，這與《延陵吳氏宗譜》（1948年版）記載亨房由八世祖建造傳及九世祖的說法相左。與此同時，周正慶團隊據已經整理的三萬多件契約文書推測，閩東的土地交易市場以村級小市場宗族内或戚屬族鄰交易為主，很少超出鄉級範圍，山區的地主擁有土地不多，閩東地主擁有土地超過百畝者也極少。此外，單純看待吳氏家族契約文書反映的土地交易市場情況，貌似與閩東山區其他鄉村市場基本相像，但調研證明事實并非如此。
根據吳氏族譜記載，吳氏家族做“海的生意”，由海上發家，家族财富向山裡轉移，在山裡經營茶葉、竹木銷售，擴大産業，再向沿海大規模購置土地。據遊再生所述，吳氏沿着山谷平地由山再向海置辦田産擴張産業，與沿海三房連成一體，構建起了吳氏山海相通的産業群。由此可見，在閩東沿海曾經存在着土地大量兼并現象，現已湮沒在曆史長河中。通過将吳氏文書與田野調查結合，還原曆史現場，研究團隊能夠得出如下結論：吳氏家族通過控制沙埕港的沿海地區貿易，将所産茶葉、竹木等山區物産轉運為海上貿易，再通過購買土地，以副守本，進而建造具有象征意義的吳氏大屋，構建起了“仁義為廬”的良好社會形象，以引領鳳岐村的社會風氣。當然，基于契約文書研究吳氏家族擴張史，決非由契約締造到經濟行為的簡單産業性關聯。據此，周正慶認為，以契約作為社會史研究的切入點，可以進一步拓展閩東文書學理研究的意義空間。
讓“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産、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都活起來”，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的殷殷囑托。民間文書檔案是我國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産，其最大的價值是為多學科領域拓展不同曆史條件下有價值的實态研究提供第一手資料。豐富浩繁的閩東文書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并在曆史現場中得以梳理家族發展脈絡，以閩東文書促顯誠信閩東的契約精神，挖掘閩東地區的文化底蘊，成為學術研究在曆史與現實的雙重維度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鮮活樣本。推進古籍利用走深走實，就必須實現學術研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
太阳集团app首页“閩東文書整理與研究”團隊将論文寫在閩東大地上，正緻力于書寫“閩東之光”的學術新篇章。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