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平原
【編者按】3月19日，首屆太阳集团app首页“潮學終身成就獎”“潮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儀式在太阳集团app首页校友樓舉行，這是北京大學教授、太阳集团app首页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長陳平原在典禮上的緻辭。
陳平原教授
“地方上的”未必就那麼“不足觀”
看過了首屆太阳集团app首页“潮學終身成就獎”“潮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儀式的議程表，我陷入沉思。
作為兼職的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長，我到底該如何緻辭？雖積極參與每項重大決策，從不把自己當外人，但研究院的日常工作畢竟是由暨大在運營。
所以，基金會的運作以及研究所的業績，理應由林如鵬書記、夏泉書記和程國賦院長來談，才顯得比較權威。至于頒獎詞的撰寫，不僅僅是舞文弄墨，更要見眼界與學識，這方面林倫倫明顯比我内行。
思來想去，幹脆撇開日常事務，往細處想，往遠處看，往高處說，随心所欲，“放飛自我”。
茫茫人海中，為了避免被覆蓋或淹沒，既要有認同，也得相區隔。首先是确定自己的方位，這樣才好觀察、判斷與論述。
同是中國人，如何談論鄰近的“他者”呢？生活在不同地區的，總有一套人我區隔的說辭，這裡蘊涵着的自尊、自信與自嘲，因人而異。比如，台灣人喜歡說“大陸”怎樣怎樣，香港人開口就是“内地”如何如何，廣州人稱廣州以北的為“北佬”，上海人則稱上海以外的為“鄉下”，你猜北京人怎麼說？一句“地方上的”，盡顯尊貴與光榮。
單就政治制度與行政區劃而言，相對于北京所代表的“中央”，不管富裕的上海、廣州、深圳，還是經濟上比較落後的甘肅、青海、西藏，确實都隻能算是“地方上的”。至于自稱“省尾國角”的潮汕，那就更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了。
但如果談論的不是政治地位或繁榮程度，而是學術研究的潛力，那“地方上的”未必就那麼“不足觀”。若兼及對象、方法與境界，這四個互相關聯但又不盡相同的關鍵詞——“地方”“民間”“鄉土”“邊緣”，對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體的論述策略，隐約構成某種強有力的挑戰。
二十多年前，我曾贊許北大金克木先生擅長讀“邊”的論述姿态：“在我看來，許多揮舞‘邊緣’大旗的人，實際上身處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代之’。這與先生寵辱不驚，堅守邊緣，卓有成效地做足關于‘邊’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語。”（《“〈讀書〉時代”的精靈——懷念金克木先生》，《讀書》2000年第12期）
所謂“邊緣”，就好像“弱者”一樣，并非天生合理、自帶光環。借用黃子平在《邊緣閱讀》（遼甯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書後記中的說法，那“隻是表明一種移動的閱讀策略，一種讀縫隙、讀字裡行間的閱讀習慣，一種文本與意義的遊擊活動”。
在這個意義上，研究對象的大小/遠近，與學術成績的高低，沒有必然聯系。你不能說我讨論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就一定高于詹伯慧先生的潮汕方言研究；也不好斷言他考證某片甲骨文的意義，就一定優于林倫倫兄的《一曲“英歌”動九州——英歌舞火出圈對潮汕民俗文化傳承的啟示》。
若有足夠的文獻資料、田野調查、學術訓練與理論自覺，“地方上的”論述與闡發，完全可能做出一流的學問，甚至深刻影響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進程。
從“有情懷”到“有學問”要走很長的路
我說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這是身處或自居“邊緣”的人必須時刻意識到的——從有情懷到有學問，這中間有很長的路要走。去年我在商務印書館刊行《故鄉潮州》，兼及論文與随筆，其中有幾篇文章，比如《如何談論“故鄉”》《六看家鄉潮汕》《鄉土教材的編寫與教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古城》等，都是認真經營的，不僅僅懷鄉，更隐含着我對當代中國文化的某些見解。
但我很清醒，像我這麼談潮汕，情懷多而學問少，離理想中的“潮學”十萬八千裡。
十七年前，我應邀為《廣東曆史文化行》撰寫前言，題為《深情凝視“這一方水土”》（《同舟共進》2006年第4期），文章是這樣開篇的：“如何深情地凝視你生于斯長于斯的‘這一方水土’，是個既古老又新鮮的挑戰。說‘古老’，那是因為，在傳統中國，類似地方志那樣表彰鄉裡先進、描述風土名勝的著述不勝枚舉。說‘新鮮’，則是随着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迅速推進，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成了一大難題。于是，發掘并呵護那些略帶野性、尚未被完全馴化的‘本土知識’或‘區域文化’，便成了學界關注的重點。”
因學術方向與個人能力所限，我談“廣東”或“潮汕”，都隻能是幫助敲敲邊鼓，呐喊助威。可也正因此，我談“潮學”，會有另一種視野。
從事人文中國研究，除了縱向的學科劃分，如文學、史學、哲學、宗教、藝術等，還有橫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學”“北京學”）與地域研究。後者中，已發展成為世界性學問、擁有一大批專業人士的，當屬藏學、敦煌學、吐魯番學——這三大顯學起步早，視野寬，資料豐富，學術積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隊，目前還在開疆辟土，有很大發展空間，我推選的是潮學、徽學、客家學。
有趣的是，這“三大潛力股”都發轫于20世紀九十年代。此前也有若幹專門論述，但由淺入深、由小及大，逐步建設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學術領域，這需要某個機緣。
這裡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9月香港中文大學舉辦首屆“國際客家學研讨會”，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港，以及美國、法國、英國、荷蘭、瑞士、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亞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者80多人與會，香港大學校長王赓武先生作主題發言。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首屆潮州學國際研讨會”上，饒宗頤教授發表著名的《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學”》（初刊《潮學研究》第一輯，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同年年底，饒先生及諸多專家商定，将“潮州學”簡稱為“潮學”。1993年安徽黃山市舉辦全國首屆徽學學術讨論會暨黃山建設研讨會，第二年推出“首屆國際徽學學術讨論會”。
與敦煌學由外而内的發展路徑不同，這三大潛力股的形成，明顯得益于中國的改革開放，雖有一定程度的國際合作，但大陸學者起主導作用，且得到當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地方性知識的研究與發掘大有前途
從饒宗頤先生登高一呼，闡發“潮州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到今天剛好是三十年。中國人喜歡說“三十而立”，因衆多專家學者的共襄盛舉，加上“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如今的“潮學”已初具規模，在學界也有一定的影響力。暨大創建潮州文化研究所，乃順應這一學術潮流。
一年半時間，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我特别在意的有三：第一，鼓動暨大設立專門方向，招收“潮學”研究生；第二，組織二十位專家，編纂十卷本的“潮學集成”；第三，評選“潮學終身成就獎”和“潮學優秀成果獎”。有了研究隊伍、學問标杆以及精神氛圍，下一個三十年，方興未艾的“潮學”，才可能發展壯大。
今天在這裡頒獎，當然首先祝賀獲終身成就獎的詹伯慧、曾楚楠、楊方笙三位先生，還有獲著作一等獎的《潮劇史》（吳國欽、林淳鈞），以及獲二等獎的《藍十春秋：新加坡潮人善堂考》等七種專著。
這裡想補充說明的是，我們不曾為已去世的諸位前輩頒獎，但深深感念他們的貢獻。另外，不少優秀成果因作者過分謙虛，謝絕申報或推薦，而沒給我們表彰緻敬的機會。比如，我的老同學黃挺、林倫倫、陳春聲（依年齡排列）便深耕潮學多年，成績卓著。好在我們還有第二屆、第三四五屆等。
在我眼中，尊貴的國文/國史/國學固然值得重視，但也無權/無力包攬全部。前幾天，讀“粵教頭條”的《北大陳平原：澳門<中國語文>，開創另外一種講授中國語文的可能性》，其中引了我一段話：“我們就試驗着在‘國标’之外，開創另外一種講授中國語文的可能性。舞台很小，但前途不可限量，值得認真經營。”
文章後面還專門提及我和林倫倫、黃挺合編的《潮汕文化讀本》。我在朋友圈轉發時，加了一句提示語：“另一種講授語文的可能性——澳門《中國語文》和粵教《潮汕文化讀本》”，好些朋友看過大為贊賞，對我工作背後的思路與情懷表示認同。
地方性知識的研究與發掘，學術上大有前途，但必須有明确的學術立場與理論意識，否則就隻是一般性的知識積累與文化普及。近期我讀劉志偉的《華南研究30年》（《溪畔燈微——社會經濟史研究雜談》，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很有感慨。我們都知道，1980年代以來，以劉志偉、陳春聲、鄭振滿等為代表的大陸學者與海外學者合作，以華南地區為試驗場，深入地方社會，以跨學科的研究取向，尋找國家擴張路徑以外的另一種曆史叙述，形成了一股值得關注的學術潮流。
劉志偉總結稱：“所謂‘華南研究’，已經不是局限于在某個區域來做研究，而是追求以地方社會做試驗場，結合田野考察和文獻資料，建立有關中國曆史與社會文化的新的研究範疇和視角。”
我希望再過三十年，我們的“潮學”，也能有類似的總結報告——不僅為學界提供豐厚的文獻整理、精細的田野考察，以及衆多專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 “建立有關中國曆史與社會文化的新的研究範疇和視角”。
(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吳小攀
校對 | 李紅雨
原文鍊接：https://6nis.ycwb.com/app/template/displayTemplate/news/newsDetail/120467/51828497.html?isShare=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