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春聲

【編者按】3月19日，首屆太阳集团app首页“潮學終身成就獎”“潮學優秀成果獎”頒獎儀式在太阳集团app首页校友樓舉行，這是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在典禮上的緻辭。

陳春聲教授

感謝陳平原教授和林倫倫教授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前來太阳集团app首页參加中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潮州文化研究院舉辦的首屆太阳集团app首页“潮學終身成就獎”“潮學研究成果獎”頒獎儀式，得以與各位老朋友相聚，還有機會認識更多年輕的同事和朋友，真的感到欣慰。

如果從饒锷先生和饒宗頤教授的工作算起，具有近代學術意義的潮州文化研究已經走過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曆程，幾代潮學研究者脫俗求真，守正創新，探赜發覆，厚積薄發，潮州文化研究漸入佳境，且蔚為大觀。

此時此刻，我們益發感念筚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衆多前輩學者，更對這個學術領域的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與信心。今天榮獲終身成就獎的詹伯慧先生、楊方笙先生、曾楚楠先生三位前輩學者在這個兼具家國情懷與學術意義的研究領域辛勤耕耘，影響深遠，我自己也從他們的論著中獲益良深，真的令我們這些後輩敬佩。

2021年太阳集团app首页發揮“僑校”的獨特優勢，依托“中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承傳播協同創新中心”國家級平台，組建潮州文化研究院，聘請陳平原教授為研究院創院院長，并設立潮州文化研究基金支持研究院的建設發展，是具有宏遠戰略眼光的重要學術舉措。我們這些同行、同道，都感到鼓舞和欣慰。

百餘年來，已有許多學者論述過地方文化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今天我想借這個機會，結合多年從事與潮州曆史文化相關研究的體會，就地方文化研究與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關系，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關于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曾經這樣說過：“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善于提煉标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讨論。這項工作要從學科建設做起，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

他還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存在着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水平總體不高，學術原創能力不強，訓練培養教育體系不健全，學術評價體系不夠科學，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完善等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還處于有數量缺質量、有專家缺大師的狀況，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哲學社會科學存在的這些問題，既是制約中國話語體系建構的重要因素，也是話語體系建設水平不高的結果。

習近平總書記也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出了新的期望與要求，特别是要求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以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讨論。

就是說，要用基于中國經驗的學術範疇、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形成與國際人文社會科學主流有效、平等對話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對國際人文社會科學主流的發展産生影響。這是值得我們認真體會深入思考的。

毋須諱言，源于歐美的學術觀念、問題意識、研究規範和表述方式長期占據國際學術的主導地位，經過近年的努力，我國學術已在一些領域具有對等地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的能力，中國建設經驗以及中國學者的思想和理論日益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重視。

但理論思維與體系建構能力不足的問題仍普遍存在，使得我們即便講述中國故事，也常常局限于經驗事實陳述而未能建構相應的學術範疇，或者隻是将中國的經驗與實踐置于西方的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中進行表述。

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涉及文化傳統、問題意識、研究規範、概念範疇、表述方式等方面，我們的學術自覺與學術積累均遠遠不足，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任重而道遠。

從“局部”加深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

我想指出的是，在具有中國底蘊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建設的過程中，地方文化研究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多年從事中國地域社會史研究的經驗，讓我們越來越明晰地認識到，大一統中國曆史發展的内在一緻性，是以其相互密切聯系的區域發展巨大的時空差異為前提的。也就是說，地域社會曆史發展的内在不平衡性和各地域間永無休止的矛盾及其調适，正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統一國家且長期存在的邏輯起點。

多年的研究讓我們認識到，潮州地域的曆史文化發展，為以上這個帶有某種曆史辯證法的學術判斷，提供了富于啟發性的生動例證。

例如，以往的研究者都關注潮州文化發展與海上活動的關系，我們也知道，潮州沿海百姓至遲從漢唐以來就一直進行海上貿易，從中獲利頗豐，海上活動已經成為地方文化傳統和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國家制度與地方社會的變遷，這些從事海上活動的人群的社會身份和公共形象也随着發生變化。

要理解曆史時期潮州百姓的物質生活與精神世界，不僅要關注商品、交通、市場、利潤等等更多地屬于經濟層面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要對朝廷典章制度和地域社會變遷的整體面貌有更多的理解，更加富于同情心地去解讀曆史資料和地方文獻，理解當時人的生活與情感。

多年在韓江流域從事田野工作的經驗是，判斷一個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識形态，不在于這個地方根據朝廷的法度對本地的風俗習慣做了多少實質性改變，而在于當地的讀書人和士紳階層在多大的程度能夠自覺地、自圓其說地将本地的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解釋得符合朝廷的“禮法”。

隻有培育出這樣的辯證思維，才算是對潮州文化研究的要旨有比較透徹的感悟。從這個意義上說，局部就是整體，現代的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從潮州文化的“局部”，全息地加深對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從而有助于中國底蘊人文社會科學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設。

建立并發展有特色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

要深刻理解潮州地域的曆史文化發展，就要盡量全面地蒐集、整理和研讀千百年間積累下來的地方文獻。從饒锷和饒宗頤先生的《潮州藝文志》開始，已經有許多學者和機構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嘉惠後人，真的令人感佩。

潮州地方文獻中，不但有儒學著作、正史、政書、方志等常見的曆史文獻，還包括了大量的族譜、契約、碑刻、宗教科儀書、賬本、私人手稿、筆記等可以稱為“民間文書”的著述。

蒐集研究“民間文書”，不僅僅具有在現代化和城市化的曆史背景之下，“搶救”物質型和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價值，不僅隻是具有學術積累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間文書、地方文化的基礎上，建立并發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間與地方文化的解讀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建立于更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的關鍵環節之一。

許多民間文書的形成，不是出自其作者想“藏諸名山”或“傳諸後代”的動機，而是由于當事人處理其日常事務所必須，或是因為各種偶然的因素而存留，基本上屬于所謂“無意識史料”的範疇。

經過幾代中國地方文獻學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已經發展出一套較為系統的解讀地方社會中各種資料的有效方法。這種或許可被稱為“地方曆史文獻學”的獨具特色的學問和方法，是傳統的曆史學家、人類學家或漢學家都沒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這些從事地方曆史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即使是面對着歐美最好的研究，也仍一直保持有學術自信心和創造力的最重要基礎之一。

這些年來，我們也力圖通過必要的訓練，讓更多的專業工作者熟悉這些學問和方法。正是因為這樣的學術基礎，我們才有足夠的學術自信，相信到了強調要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講解中國故事、構建中國理論的今天，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是非常有助于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

“數字人文”背景下“出思想”的重要性

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特别想強調的還有，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在“數字人文”背景之下“出思想”的重要性。中國學術界正在經曆“世代交替”的曆史性變化。我想說的，不僅僅是指因個人生命周期之類的緣故所引緻的學術從業者年齡結構的變化，更值得關注的是，新的學術世代正在人工智能、數據可視化、數字倉儲、文本發掘、多媒體出版、虛拟現實等所謂“數字人文”的背景下成長起來。

傳統時代的人文學者皓首窮經，有時可依賴對冷僻資料的占有、對新資料的發現、對浩瀚文獻中某個詞句的挖掘或解讀而對學術有所貢獻。然而，進入21世紀之後，占有所謂冷僻資料或發現新資料這類具有“學術積累”意義的工作，已經越來越成為普通史學工作者日常研究過程的一部分，毫無驚喜可言。

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人文”的時代，由于“數字倉儲”和“數字圖書館”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聯網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資料文獻可以“全文檢索”之類的方式便利地查詢，由于“文本數字挖掘”蘊含着幾乎沒有限制的“創造”與“重構”史料的可能性，傳統條件下一位學者需要花費數月、數年光陰，甚至要花費畢生精力進行比對、校勘、輯佚、考訂才得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可能在計算機網絡上花費數秒鐘、數分鐘就可以有相當确切的結果；包括僑批在内的各種以行書、草書記錄下來的地方文獻和民間文書，已經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人工智能識讀為規範的電子文本；而原來因為缺乏史料，許多傳統曆史學家認為不能研究的重要問題，在“數字人文”的背景下，變得有點“唾手可得”。

這樣一來，由于時代和學術研究條件的變化，更大的理論關懷和超越具體研究課題的問題意識，對于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來說，可能已經成為對其學術生命生死攸關的問題。

“數字人文”時代人文學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現在眼界和通識方面。新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國内外同行的重視，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學術史背景的思想建構，也就是說，“出思想”與否，可能會成為新的學術世代衡量學術研究成果優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如果我們的學術目标真的是中國底蘊的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那麼研究地方文化時，“出思想”就更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

我們要相信地方文化研究對于理解中華文化整體的學術價值，感恩諸多前輩學者的辛勞與貢獻，同時要充滿信心地面對“出思想”的要求和“數字人文”時代到來，對下一代地方文化研究者提出的空前挑戰。這也就是學術發展的魅力或魔力所在。

也許我們真的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今天我們聚在一起，展望新時代潮州文化研究的意義。(更多新聞資訊，請關注羊城派 pai.ycwb.com)

來源 | 羊城晚報·羊城派
責編 | 吳小攀
校對 | 李紅雨